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的不阻碍解救被买儿童，是指当被害人的家属或有关组织、部门得知被买儿童下落，前去领回被买儿童时，行为人没有强行阻拦。也就是说，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不阻碍被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或者没有虐待被买儿童，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面对如此严峻的打拐形势，该法条是否与现实脱节？正是笔者所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在防范拐卖妇女、儿童时，既要注重对人贩子的法律制裁，更重要的是堵住拐卖儿童的源头。在法的作用中，惩罚作用是成本最高、风险最大的一种，而威慑、教育、防范作用的成本和风险则要低得多。如果对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规定较重的刑罚，当收买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将要付出高额的犯罪代价时，这种侥幸的犯罪心理必然会有所收敛和遏制。

    另我国刑法规定，因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当事人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处罚标准近乎一致，而前者“销赃”的对象是人，后者销赃的对象仅仅是物品。更让人费解的是，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同样是收购行为，以上三个法条在量刑上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差别？难道是人如同物，甚或是人不如物？这该是我们立法者要好好思考的问题了。

编辑：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