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贫苦的农村，她排行老三，不到一岁时，外公就把她送到安福县钱山乡做了谢家的童养媳。成人后，母亲在谢家生了两个儿子，由于旧社会的黑暗，缺衣少食，民不聊生，母亲生的儿子及丈夫先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致命的打击，让母亲痛苦不堪。正在孤独无助之际，井冈山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在同伴的相邀下，母亲别离了伤心裂肺的钱山，毅然投奔了红军赤卫队。几年的斗争锤炼，母亲刚强起来，然而，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在1934年10月被迫北上转移。失去与主力红军联系的母亲及同伴队伍，为躲避国民党队伍和还乡团的迫害追捕，在他人的介绍下，落脚大安山区，后和我父亲成婚。

    母亲再婚后，先后生了五个儿女，成人的只有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正因为母亲失去了四个儿女，加上生活的磨难和出于女性的本能，她特别疼爱我们三人，处处时时呵护着我们，让我们在她那羽翼下成长感到无比的幸福。

    记得我儿时那些年，经常肚子痛，那时老家只有一个卫生所，从家里到卫生所有三里田梗小道，不管是刮风下雨或天黑之夜，母亲总是以她瘦弱的身躯背我上医院，诊脉、治疗，直到转危为安她脸上才抹开愁容。有一次，我患重病，直直地躺在床上不能吱声，家族都来看我，认为我难治了，母亲呼天抢地，死死地抱着我，叫我的名字，生怕死神降临我头上，见母亲豪陶哭泣，旁人无比同情。但命不当死，我竞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从此，母亲对我更是疼爱有加，不让我有半点闪失。

五六十年代，村民吃的生产队定粮，穿的是凭定量布票买布。我家五口人，每月口粮只有90斤大米，发的布票只能给一个人缝一身衣裤，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村民家不能养猪，不能外出挣钱，没有副食品补充，赶上我们正长身体的时候，粮食总是不够吃。为了节省，母亲只好采用蒸钵饭，我和父亲四人的钵内总是多放一点米，她的少放一些，然后掺些萝卜、红薯丁入内，吃时滴点酱油，见母亲每天吃个半饱，我劝母亲也多加点米，她却说：“我在家活动少，你们吃长饭，要吃饱。”有一天，为了掺杂，母亲在一坟地旁拣了个碗大的死苗南瓜，晚上切成丁子置于饭钵。不料吃后第二日被人告发，弄得母亲遭批判，被关押。在大队房子中，我去“探监”，母亲置自己处境不顾，反而安慰我，要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快快成长。置于穿衣，母亲总是补丁叠补丁，发的布票基本上让我们儿女们用了，她说：“你们上学，在学校人多，穿得太破了，让人看不起。”

    1974年，我结婚了，先后又生了两个儿子，我在单位上班，爱人教书，经常晚上要去学校备课、开会，看管孙子的任务就落在母亲身上。母亲没有文化，不会教孙子认字、画画。但她以慈爱的心，对孙子加倍照料，在外带回的一块薯片，一粒糖果，她自己舍不得吃，让给孙子吃。她常说：“我又见了一代人，照顾好了孙子，你们上班就安心”。在她古稀之年，仍念念不忘我这个儿子，为我操劳，遮风避雨，使我回忆起来，温馨之余，还真对母亲觉得有愧。

    改革开放以后，我家的经济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还建起了砖混的新屋，我心想，一定要使母亲年迈岁月安度晚年。谁知母亲却认为我建了房，有困难，还是舍不得吃好穿好，给她买件新衣，总是留在箱子里，说：“留着做客时穿”。有多次还帮人家挖草药，帮人治妇科病，得到15元钱拿给我补贴家用。

    尤使我难忘的是，1992年中秋后的一天，81岁的母亲已病入膏肓，那天，我背她坐在厅门口晒太阳，她拿着我的手，轻声细语地说：“你在法院工作，心要平，不要乱来，不要犯错啊。”你看看，她老人家离世前还不忘深深教育我，惦记我，其境界是何其的高尚。

    母亲，你对儿女，对他人的爱，我会传承下去，你在九泉安息吧。

编辑：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