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说：“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意思指人没有不喜欢做太平社会的老百姓的，人没有不喜欢做长期太平社会的老百姓的。”这是人之共性，和平稳定总比战乱动荡好。清时期，自康熙、雍正到乾隆，国内社会太平达一百多年，可谓清明盛世。于是作者指出：“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即社会秩序长期安定，天下就不能不增加人口。在安居乐业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与社会太平成正比。然而人口的猛增却与社会资源产生矛盾，造成人平均占有量的缩减。作者说：“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然而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原来却不能超过这个常数；社会秩序长期安定，君王、宰相也不能使人们不生育儿女。作者指的常数是什么呢，是高祖时一人有房十间，有田地百亩，而到嘉庆年间，一人住的房供上百人居住，一个人吃的粮食让上百人吃。俗话说：“饥饿起盗窃”，人口的增加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威胁，怎样加以解决呢，作者根据历朝的作法总结了两种办法，一曰：自然调剂法，即“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二曰：君王调剂法，即开垦新地，削减税赋，禁止浮华奢侈，振济灾民。自然调节遇灾而亡者，仅占人口总量的百分之一、二，而君王调节虽有一定效果，但终究无法遏制社会分配的不公。

    清王朝康熙到乾隆，经济秩序确立，政治局面安定，社会发展较快，但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却横征暴敛，催残民众，沉醉于骄奢淫乐、花天酒地，对长治久安没有良方妙药，而地位卑微的作者以锐利的眼光观察到人口繁衍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尖锐矛盾，看到了“治平”中的“不治平”因素，看到了因人口的激增而引起贫困情况，指出“治平”中潜伏着制约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充分表现了他的宏识卓见。在该文中，不但论述了“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的矛盾，而且还对如何控制人口的问题进行了探索。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作者某些观点偏颇，但其对人口问题的某些真知灼见，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们国家历来号称地大物博。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处世界国土面积的第三位，江河纵横，矿产丰富，粮食丰盈。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解放初期的4万万同胞，经过六十年的演变，如今人口已达接近14亿，居世界人口之最。在封建王朝，国家的强盛靠人多，即“人多势众”，伟人毛泽东曾也说过“人多力量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多须依赖资源支撑，五十年代，马寅初同志就提出了节制人口的论述，虽经过多年计划生育措施，人口总量得到控制，但年纯增长近千万的比例仍不能使人乐观。

    人口多给社会增大压力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党和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譬如控制乱占耕地，确保18亿亩粮田，同时大力培育新的品种，提高粮食单产，确保吃饭问题，做到仓中有粮，心中不慌；譬如进一步提倡计划生育，鼓励只生一胎，优生优养；譬如构建市场经济，广开就业门路，让农民进城务工；譬如拓开房产市场，廉租房，商品房如雨后春笋，使无房户能住上房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就业形势仍不宜乐观，仅每年达8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就使政府难以招架。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中央控制乱占耕地，但实践中，政令不通，下级政府吃“土地饭”的比比皆是。要养活占世界六份之一的人口，我国还得进口粮食，加上各种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部分人民群众“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近几年来，党和政府把“民生”摆在重要位置，一切经济工作都是为了确保民生。民生的质量好歹，决定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数量。西方国家的富，除了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就是人口少，人均占有量多。我国多数仍处于“温饱线上”，所以重视人口刻不容缓。在“治平”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控制人口出生量，不断使我们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步入世界前列。

编辑：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