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在其博客中解释了禁唱的原因：鉴于他们已由农民工卖唱歌手变成了商演歌手，“是两个存在于这个追名逐利,为成功不择手段的娱乐圈名利场中的两个做翻唱的,努力的歌手”。但那些“钢镚儿”根本不买账，他们认为，是旭日阳刚提升了汪峰，是旭日阳刚成就了《春天里》。

    可以看到，作为维权者的汪峰与“钢镚儿”完全不是在同一个体系内探讨。“钢镚儿”完全是从泛道德化的角度理解事件的，他们认为，作为社会最底层农民工代表的旭日阳刚，社会应当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认为汪峰提出禁唱根本就是出于羡慕嫉妒恨。这种“弱者伦理”具有先天的正义优势，它可以完全把自己至于道德制高点上，使得对方任何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但此刻，所有的“钢镚儿”似乎都忘了，《春天里》的版权只属于原创作者汪峰。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不得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汪峰当然可以有权禁止他人翻唱《春天里》，哪怕这个人昨天还是整个社会弱者阶层的代表。

    汪峰禁唱事件表明当下中国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仍极微淡薄，人们在享受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引领的社会进步时，仍然看不到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不可侵犯性，仍然未曾意识到在此领域默默付出的作者所享有各项权利。由此可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各项法律制度的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编辑：芦研